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稼先(1924-1986)，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为中国核武器、原子武器的研发做出了重要贡献。

邓稼先是中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邓稼先始终在中国武器制造的第一线，领导了许多学者和技术人员，成功地设计了中国原子弹和氢弹，把中国国防自卫武器引领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由于他对中国核科学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被称为“两弹元勋”，2009年9月10日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名单。

邓稼先在一次实验中，受到核辐射，身患直肠癌，于1986年7月29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62岁。

邓稼先的祖上多出文界名人，其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金石名家、文坛泰斗，其父亲邓以蛰是与宗白华齐名的美学家，时称“南宗北邓”，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家学如此，为何邓稼先却弃文从理？“

邓稼先曾生活在殖民地的旧中国，亲历过亡国奴的屈辱和痛苦。”许进说，“北平沦陷后，清华、北大南迁昆明，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无法经受旅途颠簸，全家只能滞留在北平。”

每当日本侵略者占领一个中国城市，他们就逼迫北平的百姓拿着日旗上街庆贺，13岁的少年邓稼先胸中怒火滚涌，当众把一面日旗撕得粉碎并狠踩脚下……人心惶惶的亡城，危机四伏的空气，邓稼先就读中学的校长、邓以蛰的好朋友提醒他们邓稼先可能已被周围的汉奸盯上，要尽快将其送出去避祸。

1940年5月，正读高二的邓稼先由其大姐邓仲先带着开始了辗转曲折的逃亡之路。“他们从天津绕道上海、香港，先到昆明，后到四川江津，进入邓稼先叔叔任校长的国立中学就读，并在那儿考入西南联大。”许进说。临行前，邓父嘱托道：“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话语中透露出一位爱国美学家的深深无奈。也正是这句话，改变了邓稼先的一生。

邓稼先的成就也纳入了美国政府的视线，他们打算用更好的科研条件、生活条件把他留在美国，他的老师也希望他留在美国，同校好友也挽留他。

但邓稼先婉言谢绝了。1950年10月，他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一起回到国内。  一到北京，他就同他的老师王淦昌教授以及彭桓武教授投入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开设了中国原子核物理理论研究工作的崭新局面。

有一次，邓稼先对许进说：“同事都说我是‘福将’。我是甲子年出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是‘福将’。”当时，许进完全不知道姑父所说的这段话的背景。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许进才从一些报道中获知“福将”的正解：在国家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在现场亲自主持了15次，凡是他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因而被同事们称为“福将”。

“有谁知道在‘福将’的背后，姑父付出了多少心血？”作为亲属，许进心疼地说，“承担了核武器研制之后，姑父就变成了寡言少语的人，有时候家人跟他说话，他只是在旁边笑笑，听听，很少跟我们对话。核试验起爆之前，技术负责人要签字负责，姑父每次签字后，都会有一小段时间浑身冰凉。他曾开玩笑说，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一次空投氢弹试验失败后，邓稼先想立即去爆心查看，有人想替他，邓稼先说：“你们谁也不要去，这是我做的，我知道。你们去了也是白受污染。”他最了解进入爆炸核心300米半径范围内的危险性和对于身体的伤害，但仍奋不顾身地走入那片死亡之地。为了研制核武器，国家倾囊投入，如果试验失败，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作为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负责人，邓稼先把国家的事业和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

邓稼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为了他的祖国中国的强盛，为了中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他甘当无名英雄，默默无闻地奋斗了数十年。

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他崇高无私的奉献精神。他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却鲜为人知，直到他死后，人们才知道了他的事迹。 他是最具有农民朴实气质的科学家。邓稼先敏锐的眼光使中国的核武器发展继续快步推进了十年，终于赶在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 

核工业部为表彰邓稼先20多年来为发展中国核武器做出的重大贡献，为使他那不计名利、甘当无名英雄和艰苦奋斗、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号召广大科技人员向他学习。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

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邓稼先